俄罗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1922年生）从青年时代就反对斯大林，并对苏维埃制度不满，写了不少批判的书，而且态度非常坚决。他曾经说过:“即使我事先知道我写这些书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停笔不写的。”可是后来当他目睹苏联解体后发生的一切，非常痛心和后悔，曾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当着众多与会者的面说:“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具体指的是苏联实行的社会制度。现在他一反过去的做法，开始为这个制度辩护，甚至热情地颂扬它。就这样，他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成为它的颂扬者。
　　季诺维耶夫出生于偏僻的农村，青少年时代生活贫苦。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感到实际生活与理想相距太远，从而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正好这时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他便觉得这是一种欺骗，于是开始仇恨斯大林，并和几个同学一起密谋暗杀斯大林。不久密谋败露，但他在被捕后设法逃脱了。后来隐瞒身份参加了红军，在卫国战争中立有战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了大学，攻读哲学。他思想独立不羁，在上大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提出过怀疑，对许多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仍然对现实不满，继续对苏维埃制度进行嘲讽和批判。20世纪70年代他写了《黑的高空》一书，用讽刺和揶揄的语气谈论官方的理论、政策及其采取的各种措施，并且通过对具体事实和现象的描述，竭力渲染生活的反常和荒诞，对各种人物，尤其是对当权者，进行了尽情的嘲笑。这本书于1976年在西方出版，引起了轰动，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欧洲语言，成为畅销书。不久它流入苏联国内，当局得知后极为恼怒。苏斯洛夫称季诺维耶夫是比索尔仁尼琴更可怕的敌人，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揭示的只是劳改营的内幕，而前者却把劳改营外的生活写得与劳改营里一样。不久季诺维耶夫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德国慕尼黑定居。
　　在侨居国外期间，他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这些书的基调仍然是对苏联社会制度的揭露和批判。
　　但是季诺维耶夫自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之所以对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是因为他看到的许多现象不符合他的理想和要求，因此他与那些出于阶级仇恨攻击苏维埃制度或根据西方标准否定和丑化苏联社会的人是有区别的。他是一个爱国者，关心自己祖国的前途和命运。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改革”后，身在异乡的他密切注视国内的政治动向，迅速做出了反应。当时他认为，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但是苏联正处于危机状态，不宜贸然进行重大的改革。到1987年，他经过周密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历史性的大背叛的时代正在到来。这时他已看透了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本性以及他们搞“改革”的目的，认为他们会把整个国家出卖掉。在这期间他出版了《戈尔巴乔夫主义》一书，其中收录了分析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改革”以及揭露他们的图谋的文章。不久苏联国内出现了公开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共产主义思想和苏维埃制度成为某些人集中攻击的目标。季诺维耶夫不仅不参加这种合唱，反而站出来进行辩护。他于1989年6月在德国科隆召开的研讨会上慷慨陈词，驳斥反共言论，激动地说:“共产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坚不可摧，即使在共产党自行解散或者所有共产党员交出党证的情况下，也仍将是这样。”他宣称“既不愿同戈尔巴乔夫，也不愿同萨哈罗夫一起参加在莫斯科上演的那场戏的演出。”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季诺维耶夫写了两部中篇小说，一部叫做《灾难性的改革》，另一部叫做《诱惑》，后来作者把这两部小说合在一起出版，冠以《乱世》的书名。前一部小说描写的是帕尔特格勒（意为“党城”）进行“改革”的情况。这个城市被选定为贯彻“公开性”方针的试点之一，那里首先掀起了揭露阴暗面的高潮，接着开始使劲地进行自我揭露和自我鞭挞，争着否定过去，要把革命后的历史全部抹黑。人们已不再使用马列主义的概念，一直受到批判的所谓“贤哲”一个个被抬出来加以颂扬，原谅了他们过去的反共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论和行动。从西方吸收来的都是那里最坏的东西。人们的思想被搞乱，道德水平急剧下降，造成了一种只能称为“普遍发疯”的状态。当局很快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后一部小说的故事仍发生在帕尔特格勒（后改名为沙皇格勒），内容与前一部小说有些重叠，它着重叙述的是“改革”后期的情况。书中写到那里“民主派”夺了权，采取了一系列复旧的措施，提出要在365天（比500天计划提前100多天）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全社会出现了“贪图金钱的瘟疫”等。小说塑造了沙皇格勒市市长叶尔金娜的形象，此人在苏维埃时代凭自己的几分姿色以及善于逢迎和欺上瞒下的本领步步高升，成为全州的一个大红人;“改革”后她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的首领和反共的急先锋，篡夺了领导权。作者叙述了她的发迹史，对她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鞭挞。
　　苏维埃制度的覆灭和苏联的解体使季诺维耶夫深感痛惜。他深入研究了苏联发生的事情，并且对已成为历史的苏维埃时代进行了再认识。从1992年以来，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谈话，出版了几本专著和论文集，详尽地分析了苏联剧变的性质、苏联解体的原因、现政权的本质和俄罗斯未来的前景，同时回顾了苏联的历史，对苏维埃时代做出了新的评价。
　　季诺维耶夫明确地说，苏联发生的是一场反革命。根据他的看法，1985～1991年是“反革命进行全面准备”的时期，而反革命政变则是在1991年8月公开发动的，到1993年10月才告完成。这里提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1991年8月发生的事件，另一个是1993年10月的炮轰议会事件。季诺维耶夫认为1991年8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是合法的，实际上发动政变的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他对1993年的“十月事件”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认为那次事件后反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
　　关于苏维埃制度覆灭的原因，是季诺维耶夫近年来谈得最多的题目之一。他一再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灭亡不是由于它已经衰老了，而是被国内敌对势力人为地扼杀的。1998年9月他在《苏联的反革命》一文里又一次集中地谈这个问题。他指出，苏维埃制度不是由于内部没有活力才崩溃，不是由于它本身已经过时，它的灭亡也不是因为苏联人民抛弃了它而选择了资本主义，而是由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因素，由各种主客观条件造成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灭亡的基础有二:一是社会的分化，二是它像其他制度一样，也出现了危机。他指出，自从这个制度建立以来，就形成了享有特权的上层，这些人是这个制度下的主要受益者，本应成为它的支柱，可是他们却反对这个制度。他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外部因素，即西方的反苏宣传和思想渗透起了作用。当然这种说法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但是他指出西方把反苏宣传和思想渗透作为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则是对的。季诺维耶夫谈到西方在搞垮苏联后的下一个目标是中国。他预言，21世纪将是西方为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
　　季诺维耶夫对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制度持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在今天的俄罗斯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它实行的是一种“殖民地的民主”。他称今天的制度是一种“仿造的制度”。它的特点是“在政治领域力图实行独裁，在经济领域力图把西方的制度强加给我国，结果形成一种把国家推向灾难的社会经济杂种”。他用轻蔑的语气谈到今天的当权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新的思想，他们只不过把西方的东西和革命前的陈货搅和在一起而已。季诺维耶夫不同意对现在的制度采取容忍和妥协的态度，而主张进行反抗。他认为对付现在的当权者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人民的起义、斗争、战斗。
　　近年来季诺维耶夫谈得最多的另一个题目是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时代。他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称十月革命为“我的革命”。他说:“我接受十月革命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我的革命，这也是我的社会。”他认为苏联建成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它“将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典型样式而载入史册”。他完全改变了过去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激烈批判的态度，成为苏维埃时代的最热情的颂扬者。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认为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我并不为共产主义辩护，然而我认为这个时期真的是非常好的。等到多少个世纪过去后，后代将会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为一个处于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惊叹不已。不错，有过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失望。但是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他认为苏维埃制度是革命前存在过的制度的“合乎规律的继续”，“共产主义不是作为与人民格格不入的东西而出现的，而是作为合乎人民本性的社会出现的，这个制度与人民血肉相连，是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就说明，为什么破坏共产主义制度不能不同时破坏国家，使人民遭到打击。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过去有人瞄准共产主义，却打中了俄罗斯。”这个观点得到许多俄罗斯人的赞同。
　　季诺维耶夫对斯大林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开始出现于斯大林逝世后，当时他看到那些原来大搞个人崇拜的人一下子变成了斯大林的批判者，心里很反感，耻与他们为伍，便开始研究斯大林的活动和考虑重新评价问题。1983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专著《我们青春的飞翔》，对斯大林做了较多的肯定，因而被某些西方人士称为“斯大林分子”。后来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愈来愈高，把斯大林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并把20世纪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
　　季诺维耶夫对西方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例如，他认为西方社会不是全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看来，这个社会既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因此他主张用“西方主义”一词来形容它。又如他认为西方大肆宣传的“全球社会”与其说是“理论上的胡闹”，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与现实毫无关系，完全是西方媒体制造出来的。他认为“全球社会”的思想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它宣扬全人类联合，是为了确立西方势力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这些看法无疑是比较深刻的。不过他的某些观点是大可商榷的，例如他在区分“科学”和“思想体系”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体系而不是科学，这显然站不住脚。又如他对苏联社会的某些看法也不一定符合实际。
　　总而言之，季诺维耶夫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的思想既是丰富的，又是复杂的，应该而且值得进一步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俄罗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季诺维耶夫（1922年生）从青年时代就反对斯大林，并对苏维埃制度不满，写了不少批判的书，而且态度非常坚决。他曾经说过:“即使我事先知道我写这些书要付出生命作为代价，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停笔不写的。”可是后来当他目睹苏联解体后发生的一切，非常痛心和后悔，曾在意大利米兰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当着众多与会者的面说:“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共产主义的书，但是假如我知道这一切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就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他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具体指的是苏联实行的社会制度。现在他一反过去的做法，开始为这个制度辩护，甚至热情地颂扬它。就这样，他从苏维埃制度的批判者成为它的颂扬者。
　　季诺维耶夫出生于偏僻的农村，青少年时代生活贫苦。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感到实际生活与理想相距太远，从而对现实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正好这时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他便觉得这是一种欺骗，于是开始仇恨斯大林，并和几个同学一起密谋暗杀斯大林。不久密谋败露，但他在被捕后设法逃脱了。后来隐瞒身份参加了红军，在卫国战争中立有战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了大学，攻读哲学。他思想独立不羁，在上大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提出过怀疑，对许多社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仍然对现实不满，继续对苏维埃制度进行嘲讽和批判。20世纪70年代他写了《黑的高空》一书，用讽刺和揶揄的语气谈论官方的理论、政策及其采取的各种措施，并且通过对具体事实和现象的描述，竭力渲染生活的反常和荒诞，对各种人物，尤其是对当权者，进行了尽情的嘲笑。这本书于1976年在西方出版，引起了轰动，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欧洲语言，成为畅销书。不久它流入苏联国内，当局得知后极为恼怒。苏斯洛夫称季诺维耶夫是比索尔仁尼琴更可怕的敌人，因为在他看来，后者揭示的只是劳改营的内幕，而前者却把劳改营外的生活写得与劳改营里一样。不久季诺维耶夫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德国慕尼黑定居。
　　在侨居国外期间，他继续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这些书的基调仍然是对苏联社会制度的揭露和批判。
　　但是季诺维耶夫自认为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者”，他之所以对现实进行讽刺和批判，是因为他看到的许多现象不符合他的理想和要求，因此他与那些出于阶级仇恨攻击苏维埃制度或根据西方标准否定和丑化苏联社会的人是有区别的。他是一个爱国者，关心自己祖国的前途和命运。1985年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改革”后，身在异乡的他密切注视国内的政治动向，迅速做出了反应。当时他认为，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但是苏联正处于危机状态，不宜贸然进行重大的改革。到1987年，他经过周密研究后得出结论说:历史性的大背叛的时代正在到来。这时他已看透了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本性以及他们搞“改革”的目的，认为他们会把整个国家出卖掉。在这期间他出版了《戈尔巴乔夫主义》一书，其中收录了分析戈尔巴乔夫等人的“改革”以及揭露他们的图谋的文章。不久苏联国内出现了公开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共产主义思想和苏维埃制度成为某些人集中攻击的目标。季诺维耶夫不仅不参加这种合唱，反而站出来进行辩护。他于1989年6月在德国科隆召开的研讨会上慷慨陈词，驳斥反共言论，激动地说:“共产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坚不可摧，即使在共产党自行解散或者所有共产党员交出党证的情况下，也仍将是这样。”他宣称“既不愿同戈尔巴乔夫，也不愿同萨哈罗夫一起参加在莫斯科上演的那场戏的演出。”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季诺维耶夫写了两部中篇小说，一部叫做《灾难性的改革》，另一部叫做《诱惑》，后来作者把这两部小说合在一起出版，冠以《乱世》的书名。前一部小说描写的是帕尔特格勒（意为“党城”）进行“改革”的情况。这个城市被选定为贯彻“公开性”方针的试点之一，那里首先掀起了揭露阴暗面的高潮，接着开始使劲地进行自我揭露和自我鞭挞，争着否定过去，要把革命后的历史全部抹黑。人们已不再使用马列主义的概念，一直受到批判的所谓“贤哲”一个个被抬出来加以颂扬，原谅了他们过去的反共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言论和行动。从西方吸收来的都是那里最坏的东西。人们的思想被搞乱，道德水平急剧下降，造成了一种只能称为“普遍发疯”的状态。当局很快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整个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后一部小说的故事仍发生在帕尔特格勒（后改名为沙皇格勒），内容与前一部小说有些重叠，它着重叙述的是“改革”后期的情况。书中写到那里“民主派”夺了权，采取了一系列复旧的措施，提出要在365天（比500天计划提前100多天）完成向资本主义过渡，全社会出现了“贪图金钱的瘟疫”等。小说塑造了沙皇格勒市市长叶尔金娜的形象，此人在苏维埃时代凭自己的几分姿色以及善于逢迎和欺上瞒下的本领步步高升，成为全州的一个大红人;“改革”后她摇身一变，成为“民主派”的首领和反共的急先锋，篡夺了领导权。作者叙述了她的发迹史，对她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鞭挞。
　　苏维埃制度的覆灭和苏联的解体使季诺维耶夫深感痛惜。他深入研究了苏联发生的事情，并且对已成为历史的苏维埃时代进行了再认识。从1992年以来，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和谈话，出版了几本专著和论文集，详尽地分析了苏联剧变的性质、苏联解体的原因、现政权的本质和俄罗斯未来的前景，同时回顾了苏联的历史，对苏维埃时代做出了新的评价。
　　季诺维耶夫明确地说，苏联发生的是一场反革命。根据他的看法，1985～1991年是“反革命进行全面准备”的时期，而反革命政变则是在1991年8月公开发动的，到1993年10月才告完成。这里提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1991年8月发生的事件，另一个是1993年10月的炮轰议会事件。季诺维耶夫认为1991年8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是合法的，实际上发动政变的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他对1993年的“十月事件”持明确的反对态度，认为那次事件后反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
　　关于苏维埃制度覆灭的原因，是季诺维耶夫近年来谈得最多的题目之一。他一再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灭亡不是由于它已经衰老了，而是被国内敌对势力人为地扼杀的。1998年9月他在《苏联的反革命》一文里又一次集中地谈这个问题。他指出，苏维埃制度不是由于内部没有活力才崩溃，不是由于它本身已经过时，它的灭亡也不是因为苏联人民抛弃了它而选择了资本主义，而是由各种内部和外部的因素，由各种主客观条件造成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灭亡的基础有二:一是社会的分化，二是它像其他制度一样，也出现了危机。他指出，自从这个制度建立以来，就形成了享有特权的上层，这些人是这个制度下的主要受益者，本应成为它的支柱，可是他们却反对这个制度。他们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外部因素，即西方的反苏宣传和思想渗透起了作用。当然这种说法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但是他指出西方把反苏宣传和思想渗透作为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这一点，则是对的。季诺维耶夫谈到西方在搞垮苏联后的下一个目标是中国。他预言，21世纪将是西方为搞垮中国而进行斗争的世纪。
　　季诺维耶夫对苏联解体后建立的制度持激烈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认为在今天的俄罗斯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它实行的是一种“殖民地的民主”。他称今天的制度是一种“仿造的制度”。它的特点是“在政治领域力图实行独裁，在经济领域力图把西方的制度强加给我国，结果形成一种把国家推向灾难的社会经济杂种”。他用轻蔑的语气谈到今天的当权者，说他们根本没有新的思想，他们只不过把西方的东西和革命前的陈货搅和在一起而已。季诺维耶夫不同意对现在的制度采取容忍和妥协的态度，而主张进行反抗。他认为对付现在的当权者只有一种办法，这就是人民的起义、斗争、战斗。
　　近年来季诺维耶夫谈得最多的另一个题目是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时代。他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称十月革命为“我的革命”。他说:“我接受十月革命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这也是我的革命，这也是我的社会。”他认为苏联建成的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制度”，它“将作为现实的共产主义典型样式而载入史册”。他完全改变了过去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激烈批判的态度，成为苏维埃时代的最热情的颂扬者。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认为苏维埃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顶峰。我并不为共产主义辩护，然而我认为这个时期真的是非常好的。等到多少个世纪过去后，后代将会怀着惊讶和赞赏的心情研究这个时代，为一个处于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国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而惊叹不已。不错，有过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过犯罪行为、错误和失望。但是这仍然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现象之一。”他认为苏维埃制度是革命前存在过的制度的“合乎规律的继续”，“共产主义不是作为与人民格格不入的东西而出现的，而是作为合乎人民本性的社会出现的，这个制度与人民血肉相连，是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就说明，为什么破坏共产主义制度不能不同时破坏国家，使人民遭到打击。因此他得出结论说:“过去有人瞄准共产主义，却打中了俄罗斯。”这个观点得到许多俄罗斯人的赞同。
　　季诺维耶夫对斯大林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开始出现于斯大林逝世后，当时他看到那些原来大搞个人崇拜的人一下子变成了斯大林的批判者，心里很反感，耻与他们为伍，便开始研究斯大林的活动和考虑重新评价问题。1983年他出版了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专著《我们青春的飞翔》，对斯大林做了较多的肯定，因而被某些西方人士称为“斯大林分子”。后来他对斯大林的评价愈来愈高，把斯大林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并把20世纪称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世纪”。
　　季诺维耶夫对西方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例如，他认为西方社会不是全面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他看来，这个社会既保留着前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因此他主张用“西方主义”一词来形容它。又如他认为西方大肆宣传的“全球社会”与其说是“理论上的胡闹”，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与现实毫无关系，完全是西方媒体制造出来的。他认为“全球社会”的思想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它宣扬全人类联合，是为了确立西方势力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这些看法无疑是比较深刻的。不过他的某些观点是大可商榷的，例如他在区分“科学”和“思想体系”这两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思想体系而不是科学，这显然站不住脚。又如他对苏联社会的某些看法也不一定符合实际。
　　总而言之，季诺维耶夫作为一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作家，他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他的思想既是丰富的，又是复杂的，应该而且值得进一步做全面而深入的研究。